和田古藏

黄阿明:《张廷玉〈明史·太祖纪〉至正十三、十四年史事辨析》

和田古藏 1
张廷玉(1672—1755)

摘要:明清史籍关于明太祖早期发家史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存在至正十三年和至正十四年两大叙述系统。前者主要依据于《明太祖实录》,后者主要依据于《明太祖文集》。经过考辨,至正十四年叙述意见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张廷玉《明史》最终采纳的是至正十三年叙述意见,而舍弃了至正十四年叙述意见,从而造成了《明史·太祖纪》在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史事记载上存在不少失考之处,点校本亦未作出校勘案语。由此一例,亦可提醒研究者在从事元末明初历史研究时务必首先仔细辨别史料的真伪情况。


张廷玉《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其纂修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自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政府下诏决定开馆修史,至乾隆四年(1739)张廷玉等正式进呈,前后历时 95 年。对于这部清修正史,清人赵翼评论近代诸史“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赵氏评语多有回护,不乏溢美之辞。事实上,《明史》自颁行之后,便不断被官方与私人纠谬、刊误和修订。


张廷玉《明史》(下简称张本《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点校本,由于受到时代、图书利用等条件所限,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在阅读、使用过程中,往往便会发现一些问题,有些甚至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点校本既未出校勘,也未作案语。例如,《明史》卷一《太祖纪一》至正十三年(1353)、十四年史事的记载情况便是其中典型一例。本文就此展开考辨,这有助于弄清楚明太祖朱元璋早期发迹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藉以见出元末明初史事之错综纷扰。


一、清修“明史”关于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史事记载之差异


首先来看一下张廷玉《明史》关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史事的记载情况:


(至正)十三年春,贾鲁死,围解。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兴喜,署为镇抚。时彭、赵所部暴横,子兴弱,太祖度无足与共事,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计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与俱东。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其卒二万。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攻滁州,下之。是年,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


十四年冬十月,元丞相脱脱大败士诚于高邮,分兵围六合。太祖曰: “六合破,滁且不免。”与耿再成军瓦梁垒,救之。力战,卫老弱还滁。元兵寻大至,攻滁,太祖设伏败之。然度元兵势盛且再至,乃还所获马,遣父老具牛酒谢元将曰: “守城备他盗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城赖以完。脱脱既破士诚,军声大振,会中谗,蘧解兵柄,江、淮乱益炽。


在清修“明史”系统内,张本《明史》之前还有两部完整的“明史”,即万斯同《明史》(亦称万本《明史》)与王鸿绪《明史稿》。这三部“明史”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前后继承关系,《明史稿》在万本《明史》的基础上,经过增损删并、修改润饰而成; 张本《明史》又在《明史稿》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工、修润而成。总体说来,张本《明史》近于《明史稿》,篇幅亦相当,而去万本《明史》较远。


较之《明史稿》、张廷玉《明史》,万本《明史》关于至正十三、十四年史事的记载存在不少差异:


(至正) 十三年,五月,(贾) 鲁卒,濠州围解。张士诚据高邮。六月,太祖收兵里中,得七百人,子兴署太祖为镇抚。


十四年,太祖见彭、赵辈暴横,不足共事,乃以七百人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南略定远。適疾还,少间,请于子兴,往招驴牌寨,降其兵三千人。袭破元兵于横涧山,收健卒二万。七月,下滁州。赵、彭招,辞弗往,而迎子兴来滁。十月,元兵攻滁,太祖倚涧设伏,诱之伏发,城中鼓噪出,合击败之。时元兵尚强,乃具牛酒,遣父老犒军,敛所获马还之,告曰: “城中皆良民,所以结聚备他盗耳。将军幸抚存之,高邮长者甚众,天下汹汹,寇未灭,奈何移兵戮良善乎? ”元将信之,遂引去。


《明史稿》作者按照“改”、“移”、“删”、“增”对万本《明史》作了四个方面的处理。“改”,将元将贾鲁之死改至至正十三年春。“移”,将明太祖南略定远至攻占滁州、郭子兴率部至滁等一系列事件移系于至正十三年下记载。“删”,在移动史事的同时删除了明太祖攻克滁州、元兵攻滁的具体月份,以及删除了彭赵挟郭子兴东往盱眙之事,同时减省了对话内容。“增”,增加了道遇李善长、至正十四年春张士诚称王二事。张本《明史》几乎全部本自《明史稿》,仅略作改易,更重要的是将《明史稿》中大多数的具体月份统统删去,又将张士诚称王一事易至至正十三年,并且作了模糊性处理。


互勘三部“明史”,可以清楚看出万本《明史》关于至正十三年的史事记载最简略,《明史稿》、张本《明史》要稍详细,其中《明史稿》在时间记载上最明确。由于《明史稿》对万本《明史》进行的改动,便造成了三部“明史”关于这两年史事记载发生了不小的分歧。同样是清代官修系统的三部“明史”,那么何以在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史事记载方面出现出这样的分歧? 《明史稿》作者又是据何而改?


二、明清史籍关于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史事的两大叙述系统


围绕上述问题,我们进一步广泛深入阅读明代以降官私史籍后,发现明清史籍关于元末明初史事的记载极为错综复杂,可谓众说纷扰,莫衷一是。但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注意,即明清史籍关于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史事的记载方面存在着两个叙述系统。


(一)至正十三年叙述系统


毋庸无疑,关于元末明初史事记载最权威的首推《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实录》关于至正十三、十四两年史事情况记载如下:


癸巳(至正十三年),春,元将贾鲁死。夏五月壬午,元兵解围去,(濠州)城中乏粮,人艰食。上以盐易米于怀远,归瞻子兴家。乙未,张士诚据高邮。……是春,早住自称鲁淮王,均用称永义王。


六月,丙申朔,濠城自元兵退,军士多死伤。上乃归乡里募兵,得七百余人以还,子兴喜,以上为镇抚。是时,彭、赵二人驭下无道,所部多暴横。上观其所为,恐祸及己,乃以七百人属他将,而独与徐达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远。中途遇疾复还。半月疾始间,闻户外有杖策叹啧而过者,上问故左右,告曰: “定远张家堡有民兵,号驴牌寨者,孤军乏食,且无所属,欲来降,犹豫未决。主帅将遣人招之,念无可行者,故惋恨耳。”上矍然曰: “此机不可失也。”……乃选骑士费聚等二人、步卒九人,从行至定远界。……得壮士三千人。后七日率之而东,夜袭元知院老张于横涧山,黎明入其营,老张弃军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万,得精壮二万,悉加训练。……于是率之南略滁阳,道遇定远人李善长来谒。上与语,悦之,留置幕下,俾掌书记。……遂与俱攻滁阳,下之。未逾月,彭早住、赵均用遣人邀上将兵守盱、泗,上以二人粗暴浅谋,不可与共事,辞弗往。未几。二人自相吞并,战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专兵柄,狠戾益甚,子兴势孤。上闻而尤之。……时均用闻上入滁州,兵势甚盛,心颇恐,待子兴稍以礼。上又使人贿其左右以解之,子兴乃得免,遂将其所部万人至滁州,阅上所将兵三万余,号令严明,军容整肃,乃大悦。居再阅月,子兴惑于谗,意始疑上,悉夺左右任事者。


甲午(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张士诚国号大周,自称诚王,改元天祐。


秋七月,滁大旱。上尤之,滁人杨元杲曰: “滁之西南丰山阳谷栢子潭有龙祠,水旱祷之,辄应。既祷,或鱼跃或鼋亀浮,皆雨兆也。”上闻,即斋沐往祷,祷毕,立渊西崖。久之,无所见,乃弯弓注矢,祝曰: “天旱如此,吾为民致祷,神食兹土,其可不恤民,吾今与神约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祝毕,连发三矢而还。后三日,大雨如注。上即乘雨诣祠谢。是岁,滁大熟。


冬十月,元将脱脱攻高邮,分兵围六合。六合遣使求救(上与耿再成军瓦梁垒,设伏败元兵)。


时子兴名称尚微,且无意远略,但欲据滁自王。上察知其意,因说曰: “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子兴默然,遂止。上姊夫李贞携其子保保自淮东来见。


梁鸿志钞本《明太祖实录》基本相同,仅个别地方存在文字脱漏、出入情况,但梁本《明太祖实录》于至正十三年五月下记载“是冬,早住自称鲁淮王、均用称永义王”一事显系错误。上引《实录》记载至正十三、十四年史事包括:


(一)至正十三年春围困濠州的元将贾鲁死。(二)五月壬午元兵解围去,濠城乏粮;乙未张士诚攻据高邮。(三)六月朱元璋返乡募兵七百余,郭子兴授其镇抚之职,但是观察彭早住、赵均用所为无道,恐祸及己,乃以七百人属他将,独率徐达等二十四人南略定远,中途遇疾而返,之后渐次收服定远张家堡驴牌寨、横涧山义兵。(四)朱元璋南略滁州道遇李善长来谒。(五)彭早住、赵均用二人挟郭子兴及其所部往盱眙、泗州。(六)在朱元璋多方周旋之下,赵均用将郭子兴放归滁州。(七)彭早住、赵均用于至正十三年春称鲁淮王、永义王。(八)至正十四年的事件主要有:正月初一张士诚自称诚王;七月滁州大旱,朱元璋祷于栢子潭龙祠;十月元将脱脱攻高邮、分兵围六合,六合遣使求救;郭子兴意欲据滁州而王未遂;李文忠来归。


由此可见,《明太祖实录》是将朱元璋早期发家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系于至正十三年下记述的。《实录》的权威性自不待言,但这并不表示《实录》的记载丝毫无错!尤其不可忽视的是,《明太祖实录》历三修而后定稿这一事实。


在记载元末明初史事的史籍中有一部小书不可忽略,即《皇明本纪》。王崇武先生曾据《明太祖实录》诸书将其详注成《明本纪校注》。王崇武先生认为:“此书与《实录》关系綦密,而成书则在今本之前,可能为修史之原料,亦可能钞自《实录》初本,要就史料价值言,远胜于今本《实录》矣。”这部《皇明本纪》记载的至正十三、十四年史事与《明太祖实录》大致不差,仅一二处小异。如《明太祖实录》云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返乡募兵,未言所募之兵是何种身份,而《皇明本纪》则说是义兵。又,《明太祖实录》云朱元璋独与二十四人南略定远,而《皇明本纪》则说“惟拔大将军徐达等二十人有奇,帅而南略定远”。


《明太祖实录》


除了《明太祖实录》、《皇明本纪》两部成书时间较早、可能也是最官方的文献如此记述至正十三年的史事外,明清时期还有不少史籍是按照这种意见来处理史事的,重要的有嘉靖时黄光昇的《昭代典则》、崇祯末朱国桢的《皇明史概》以及清初査继佐的《罪惟录》、张岱的《石匮书》、傅维鳞的《明书》和汤斌的《明史稿》等,具体内容,兹不一一引录。仅就诸书存在的差异,表而出之: 黄光昇将从徐州奔往濠州的彭早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称永义王之事系于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下;朱国桢、张岱不载张士诚攻据高邮称王之事;傅维鳞将张士诚称王系于至正十三年,但不载月份;査继佐、汤斌将张士诚自称诚王系于至正十四年春正月。这样,在明清史籍中就形成了一个关于明太祖早期发家史叙事的至正十三年叙述系统。


(二)至正十四年叙述系统


与至正十三年叙述系统相比,至正十四年叙述系统的时序性更长。最早将明太祖朱元璋早期发家的一些重要事迹系于至正十四年的是《天潢玉牒》:


癸巳春,城围解,太祖还故里收残民数百献于上官,授为镇抚。是时,彭、赵多凌辱人,遂去数百人,内率精锐者二十四人,南游定远。甲午夏,杂处兵间,染疾未痊,王闻义兵欲归,将说之。太祖扶疾往,卒说降之,得其精兵三千。六月,取横涧山,得军二万,又袭元将营,既遁,得其民兵男女七万。又逐元兵,驻师滁州。仲姊驸马引儿来从,仲嫂亦至,孟嫂携幼,眷属复完。及彭赵东屯泗州,挟王以王,时太祖方驻滁州,遣人赂彭赵,得纵归。


《天潢玉牒》大约成书于永乐初年,作者不详,据王崇武先生说《纪录汇编》、《胜朝遗事》收录的《天潢玉牒》作者题解缙,但今通行本《纪录汇编》不见解缙之名。但是不管解缙是否为真正的作者,这揭示出《天潢玉牒》具有官方性质,或是史料来源具有官方性质。问题的关键是: 《天潢玉牒》所载至正十三、十四年史事与《明太祖实录》、《皇明本纪》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中期降至清代,不少史著都是按照这一意见记述至正十三、十四年史事的,如明代陈建《皇明通纪》、高岱《鸿猷录》、何乔远《名山藏》,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谈迁《国榷》,以及晚出的夏燮《明通鉴》和吴秉权《纲鉴易知录》等,既有纪传体,也有编年体、本末体、纲目体。由于各书体例不同,在具体处理史事详略方面也就有所不同。


何乔远《名山藏》,成书于启祯年间,是一部关于明代历史比较完整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明太祖至穆宗十三朝史事,偶及万历朝。《名山藏》载:


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岁,妖言生,徐、颍、蕲、黄兵起。……是时,群盗四起,钟离、定远间,皆弃农趋凶。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率宾客子弟闭濠守之。……(帝)乃叩濠求入,门者欲兵之,子兴免焉。召与语,大悦,取为亲兵,妻以所育马氏女,是为马皇后。郭氏军中呼帝曰“朱公子”。至正十二年春也,岁为壬辰。脱脱被谗去,继者贾鲁。


鲁以其明年死,城围解。公子归,收里中残健七百余人献子兴,子兴以属公子,授公子镇抚。……二帅暴,公子属七百余人于他将,率其二十四人南略定远。定远人毛麒掖令降。……


复有义旅来归三千,率练之。


又明年,降义兵秦把头于豁鼻山、缪大亨于横涧山,得精兵余二万,遂取泗及滁,迎子兴于滁。……元人来围六合,公子与耿再成垒瓦梁御之,以覆兵破元攻滁之师。是为甲午岁。


何氏以本朝臣子记载本朝太祖皇帝事迹时多所尊讳,但总体上叙事明朗,条理清晰。不过何书缺漏甚是明显,如李善长来归,张士诚、彭早住、赵均用三人称王等皆不见记载。


与此相比,以叙述事件始末为中心的《明史纪事本末》关于至正十三、十四两年史事的记载方面就不存在避讳的问题了,内容也更详实:


至正十三年春,元将贾鲁死,围解,濠城军士亦多死伤。太祖乃归乡里募兵得七百人,徐达、汤和等来归。


十四年秋七月,徇定远,下滁阳。时彭、赵御下无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属他将,而独与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南略定远。收服定远张家堡有民兵号“驴牌寨”者三千。又招降秦把头八百余人。横涧山定远缪大亨义兵二万。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国胜率众归附。定远人李善长来谒,留幕下,掌书记,画馈饷,甚见亲信。


秋七月,太祖将兵进攻滁阳,克之,因驻师焉。朱文正、李文忠来归。何世龙来降,并取铁佛岗公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诸寨。彭早住、赵均用挟郭子兴往泗州,邀太祖守盱眙,辞勿往。太祖多方努力,赵均用纵郭子兴率部至滁,子兴称滁阳王。居再阅月,郭子兴惑谗言,夺太祖兵柄。


十月,元丞相脱脱克高邮,分兵围六合。六合求救于滁阳。太祖与耿再成瓦梁垒败元兵。


元兵退去,滁城得完。虹县胡大海来归。


由上可见,《本末》关于至正十三年的史事叙述极其简略,但是至正十四年的史事记载却是非常翔实。《本末》将朱元璋率徐达等 24 人南略定远及其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皆系于至正十四年叙述。不过《本末》亦有失检之处,即郭子兴生前并未称滁阳王,而是直到洪武三年明太祖才追封为滁阳王。


明清私修史籍中细致详尽程度大概无过《国榷》者,谈迁的编纂手法一本温公修撰《资治通鉴》之长编的做法,逐年逐月逐日编排史料,有则书之,无则阙如。《国榷》虽然文字朴拙,但是材料丰富翔实,著述形式近乎“记注”。关于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史事,《国榷》载:


癸巳,至正十三年。正月,泰州张士诚,白驹场亭民也。……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结壮士李伯升、潘原明、吕珍等十八人,杀弓兵丘义及富者,……招诸少年谋起事。至丁溪,……遂有众万余,陷泰州。三月,元将贾鲁死。五月,壬午,元兵解濠围去,濠人乏食。上以盐易怀远之粟赡郭子兴家。张士诚据高邮,僭号大周,自称诚王,改天祐元年。十月,郭子兴患赵均用之专,使公子行收兵,得七百人,拜镇抚。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甲子朔,公子度彭早住等难共事,属七百人于他将,率壮士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子兴、郭英、胡大海、张龙、陈植、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凡二十四人,皆濠产也,南略定远。定远人毛麒挟县尹来降,道以疾返。已疾少间,闻户外叹声,诘之,曰: “定远张家堡民兵三千人,号驴牌寨,乏食,欲来降,未决,元帅 将招支,惜 无可使者。”公子矍然起曰: “机不可失。”……下其众三千人。已夜袭元知院张于横涧山【一曰缪大亨】。得精兵二万余,缪大亨降,悉加训练。三月癸亥朔,公子略滁州。值定远李善长,悦之,留掌书记。……抵滁,克之,以驻师。四月癸巳朔,彭早住、赵均用邀我公子守盱泗,辞不往。时彭赵挟郭子兴东,屯泗州。……又贿均用左右,均用遂纵子兴将万人入滁州。见公子兵整,大悦。六月辛卯朔。己酉,陷盱眙。庚戌,陷泗州。七月,滁大旱,公子尤之。祈祷于西南丰山柏子潭。九月己未朔,元丞相脱脱讨张士诚于高邮,大败之。十月,脱脱分兵围六合。六合帅乞援。郭子兴以夙嫌靳之。公子曰: “六合下,滁其次矣。奈何以睚眦故失之。”十一月,元人攻滁州,公子设伏涧侧,令耿再成佯北。十二月,元罢丞相脱脱于淮安。


排除谈迁记载史事的中个别错误之外,《国榷》基本上是将明太祖早期发迹史中的重要事件都系于至正十四年,且纪月明确。


迨至晚清时期,夏燮《明通鉴》、吴秉权等《纲鉴易知录》都还是采纳了至正十四年这一叙事系统,处理明太祖朱元璋早期起家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于是自明初《天潢玉牒》到《纲鉴易知录》,便构成了一个谱系更长、也更为强大的至正十四年叙述系统。


根据前面所论,可以初步得出三点认识:一、关于明太祖朱元璋早期发家史,明清史籍存在着至正十三年、至正十四年两个叙事系统。二、清代官修系统内的几部“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甚至包括汤斌《明史稿》,选择了至正十三年这一叙事系统,其主要的依据是《明太祖实录》。三、侧重于至正十三年记事的便略于至正十四年,侧重于至正十四年记事的便略于至正十三年,二者无法平衡。


三、至正十三年叙述系统、至正十四年叙述系统哪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


对于这个问题,作为当事人的明太祖无疑可以提供最权威的答案。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都曾追述到他早年的经历。我们可以辨别出最早的一篇是《纪梦》:


昔当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务,臣弄权擅威福,海内失驭,邪术者倡乱,遂致王纲解纽,天下纷纭。其年汝颍蕲黄民皆为逆。次年,徐宿炽然,盗起,蔓及钟离、定远,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数万。当时贪官污吏,莫敢谁何? 未几,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据守之。哨掠四邻,焚烧闾舍,荡尽民财,无根椽片瓦,墙去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时官军久不见至,失民依望,弃顺效逆之心萌矣。俄而,胡帅至,乃撤里不花率骑三千,会陷城,州主谋营城南三十里,声攻城,而逡巡不进,是四掠良民,得之则以绛系首,称为乱民,献俘于上,请给其功。于是良民受害,激动,前日萌逆之心是有,呼亲唤旧,相继入城,合势共守,以相拒以守,则稳如泰山,若以胡帅攻之则如蚍蜉之撼石柱。识者以为胡亡自是始也。予当是时,尚潜草野,托身缁流,两畏而难前。欲出为元,虑系绛以废生; 不出,亦虑红军入乡以伤命。于是祷于伽蓝……予遂决入濠城,以壬辰闰三月初一日至城门,守者不由分诉,执而欲斩之。良久,得释,被收为步卒。入伍几两月余,为亲兵,终岁如之。当时予虽在微卒,常观帅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谋。


明年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数百,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识彼非道,弃数百人,内率二十四名锐者,南游定远。忽有义旅来归者三千,率练之。六月,取横涧山,破义兵营,得军二万余。入滁阳,葺城以守之。


又明年春,兵入和阳,与元兵战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亲渡采石江,下姑孰。丙申入建业。又数年,西定湖湘,东平吴越。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朕许之。至秋,不记月日,忽梦居寒微,暇游舍南……忽然而觉。明年即位于南郊。未即位之先,雪没市乡,当祭及即位之时,香雾上凝天而下霭地,独露中星,遂纪年洪武。


这篇《纪梦》大约撰于洪武元年(1368)左右,记述的内容是朱元璋登极前夕所做之梦,其真实性当没有什么问题。据此,我们知道:汝、颍、蕲、黄起兵在至正十一年辛卯,元将撤里不花驱民为寇;至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与孙德崖等攻据濠州,朱元璋于本年闰三月初一日投于濠州,被收为步卒,阅两月而为亲兵,“终岁如之”。顺便指出,这一追述可以纠明清各家官私史籍记载之误。至正十三年春,元将贾鲁死,濠州解围,朱元璋返乡募民七百献于上官,授为镇抚。是冬,彭早住、赵均用各自称王,朱元璋见其驭下无道,遂弃七百人属他将,自率徐达等24人南略定远。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并未说明收服定远张家堡驴牌寨三千义兵在何年何月,但是我们根据后文“六月,取横涧山,破义兵营,得军二万余人。入滁阳,葺城以守之。”可以判断,朱元璋收服张家堡驴牌寨三千义兵是在至正十三年冬至至正十四年六月之间。


那么,朱元璋收服张家堡驴牌寨究竟是在至正十三年底,还是在至正十四年初?明太祖在洪武七年撰写的《阅江楼记》中说道:


近自有元失驭,华夷弗宁,英雄者兴亡叠叠,终未一定,民命伤而日少,田园荒而日多,观起时势,孰不寒心! 朕居扰攘之间,遂入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俄尔匹马单戈,有兵三千,效顺于我。于是乎率而南征,来栖江左,抚民安业,秣马厉兵,以观时变,又有年矣。


由“朕居扰攘之间,遂入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俄尔匹马单戈,有兵三千,效顺于我”两句话不难计算出,朱元璋南略定远、收服张家堡驴牌寨是在至正十四年,而且可以肯定是在至正十四年六月取横涧山之前。太常司丞张来仪据明太祖口述而撰的《敕赐滁阳王庙碑》提供了一个佐证:


明年夏,上还故里,收元卒七百献王,王就令将之。又明年夏,上染病未痊。王闻元义兵欲归,将说之,左右无可使,偶遇寝门,示意趱趋,因请扶疾往,卒说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赵东屯泗州,因挟王以往。时皇上方驻滁阳,知众不可共事,独坚守以待。复遣人赂彭、赵左右,赂行,王得纵归滁阳。


根据上下文意可以知道,“又明年夏,上染病未痊 …… 得其精卒三千”所指时间是至正十四年夏。


从某种意义上说,收服定远张家堡驴牌寨、降服横涧山,尤其是攻占滁州,是明太祖朱元璋一生功业早期发家阶段中最重要的事件。纵然朱元璋在一些事件的记忆上存在前后不合之处,但是攻占滁州的时间他还是非常坚定:“甲午,移师环滁。”


元末明初追随朱元璋建功立业的文臣武将,这批人物的生平履历也是可以用来旁证明太祖早期历史的一个重要证据。在朱元璋渡江之前,构成朱元璋集团最重要的成员的文臣武将有两批。第一批追随朱元璋是二十四将,分别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一名子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恒、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和周德兴。第二批是在攻占滁州前后来归附的一拨人。事实上,时人关于元末明初的诸多历史事实已经不甚了了,因此造成明清史籍对于相关人物事迹记载的错乱纷繁,甚至同一史著同一卷前后记载都存在出入之处。例如,万历时孙过庭所辑《明分省人物考》卷十五《花云传》载:


岁癸巳,(云)仗剑谒上于临濠,上奇其材力,俾将兵略地,所至辄克。……上将取滁州,单骑前行,遇贼数千人于道,拔剑跃马,冲其阵而过,贼惊曰:“此黑将军勇甚不可与争锋。”兵既至,遂克滁州。甲午从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


据此,花云便是在癸巳( 至正十三年) 从朱元璋克滁州,甲午(至正十四年)取和阳的;但同书同卷《吴良传》、《郭子兴传》又皆云甲午取滁州,乙未(至正十五年)取和阳。前后矛盾可窥一斑。明清史籍这种记载情况的存在,大概可以解释何以张本《明史》给这些人物都有立传,但是却对于他们早期履历的具体时间皆无一例外付诸阙如。


朱元璋(1328—1398)


本文利用史料的原则是,选择距离元末明初最近的传记资料,特别是时人撰写的墓志碑铭。在这类史著之中,学者们最推崇的是明代焦竑《献征录》。实际上,在焦竑之前,弘正时期的徐紘曾纂辑过一部《皇明名臣琬琰录》。这两部文献之间必定存在一定的关联,在史料选择方面前者显然承袭了后者,主要都是取材于墓志碑铭。不同的是编纂方法,焦竑按照明代国家制度结构对史料作了清晰分类。《皇明名臣琬琰录》收录了明代弘治以前的名臣传记,明初开国功臣是最重要的名臣对象。我们选择与至正十三、十四两年史事密切相关,又是最早两批追随明太祖的开国功臣中早期履历纪年可考者,举列于下:


吴良,凤阳定远人,初名国兴,后赐今名,甲午秋,从上取滁州;


耿君用,洪武二十七年乃状其事于翰林儒臣刘三吾按状,炳文,世凤阳邑人,元至正壬辰,在所虹乱乡邑尤甚。先父君用,四顾彷徨无所于归。父子二人因念与其伏山林叉手就戮,曷若相率举义兵,得豪杰而往辅之。乃挺身谒今上于凤阳,一见被蒙知遇。自至麾下,日备使令,授先父管军百夫。甲午四月领军随上取滁州,六月去城口张家寨,去嘉山缪把头营寨,再取滁州守御,授管军千户; 乙未闰正月,从上领军取和州守御,授明威将军、管军总管。六月,随龙渡江,取太平守御;


郭兴,世凤阳人,拳勇有膂力,善骑射,自癸巳岁起兵,首隶元帅郭某麾下,即知所适,主明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


胡海,东川侯臣胡海,世凤阳定远县毛城村人,当元之季,群雄角起,侯念不念义手就戮,始从土豪举义,知非其人,去之,随大军拔凤阳,败元将贾鲁兵,为千夫。甲午复泗州、滁州,为万户。


所举四人资料取自四通神道碑,出自洪武年间翰林学士吴伯宗、刘三吾二人之手,其中三通是已亡墓主神道碑,一通是追封三代神道碑。墓主与撰者为同时之人,甚至同殿为臣,特别是耿君用的事迹是出于长兴侯耿炳文亲自口述。因此,从资料上来说,均是第一手史料,可靠性自无疑义。由此四人事迹可以清楚知道,朱元璋攻克滁州是至正十四年之事。


研究元末明初史事,弘正年间黄金的《皇明开国功臣录》是一部非常的重要史著。此书史料来源丰富,基本都是来源于第一手材料。《功臣录》所载人物事迹可与《皇明名臣琬琰录》互为补充验证。利用此书,可以清楚朱元璋攻取滁州的确切时间,如《耿再成传》云:“甲午秋七月,从上克滁州,因驻师焉。《花云传》云:“甲午秋七月,上将取滁州。”不烦多举,攻克滁州是在至正十四年七月。


根据前引耿君用履历,我们知道朱元璋于至正十四年六月收服了张家寨和嘉山缪把头营寨二处民兵。这两地当即是史书所说的张家堡驴牌寨和横涧山。又《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丁德兴传》云:“是年六月取洪山寨,……破置,擒其伪帅,降其众,遂克藕塘及三汊河、大柳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七《周德兴传》云:“至正甲午,太祖驻师濠城,德兴来归。是年,从取铁佛冈、及三汊河口、张家堡、大柳树等寨。七月,克滁州,收全椒。”同书同卷《华云龙传》亦云:“岁甲午,攻三汊河口,克藕塘,取铁佛冈、大柳树等砦。七月,从克滁州。”综合这里所引材料与前所论内容,可以断定朱元璋收服张家堡、横涧山、红山寨、大柳树寨等定远周边山寨的民兵只能是在至正十四年六月左右。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二人便是在此际来附的。


据耿君用的履历,我们隐约可以窥测到在至正十四年七月朱元璋率兵攻取滁州之前的事情远非明清史籍记载的那般简单,很可能在至正十四年四月朱元璋就已去过滁州。由于史料阙如,难以考而知之。但是可以确定攻克泗州、灵璧等地的时间,《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七《唐胜宗传》载:


至正壬辰,江淮兵起。太祖举义驻濠,乡里多从之。胜宗年十八,即挺身来附。…留置左右,日备使令。自是出入,履历险阴,每同患难。甲午正月,王师克泗州。


《费聚传》载:“甲午正月,克泗州,破灵璧。七月,从克滁州,驻师久之。”又《张赫传》载:“甲午正月,克泗州。”明代吴朴《龙飞纪略》亦载:“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我太祖率兵攻灵璧县,取之。”由此而知,攻克泗州、灵璧等地大致是在至正十四年正月。但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形判断,攻克泗州时朱元璋尚未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势力,因此仍当是郭子兴所部人马,甚至是彭早住、赵均用二人联合郭子兴部向东行动,朱元璋等人仅仅是郭子兴麾下部众而已。元代泗州下辖临淮县、虹县、盱眙县、五河县和天长县,灵璧属宿州,地理位置毗邻五河县。正是因为如此,元初灵璧曾一度隶属泗州。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由于泗州、灵璧、盱眙三地相邻,一并攻克亦是情理中事。史书所谓彭早住、赵均用挟郭子兴东往盱眙、泗州云云应当所指便是此事。而后才有彭赵二人邀朱元璋守泗州,朱元璋拒绝后独自率亲信回转西向,攻占定远,或许朱元璋攻取定远就是奉郭子兴之命。很有可能,迨至明太祖登极后将与郭子兴有关的一干事实有意消除,因此才会出现《明太祖实录》关于至正十四年七月之前记事残阙的现象。


既已清楚了朱元璋攻取滁州是至正十四年七月,则李善长来谒时间便迎刃而解。事实上,除《明太祖实录》外,明清史籍几乎都是将李善长谒见朱元璋时间置于至正十四年。如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载:


李善长,濠之定远人,当元政秕乱,避居东山。至正辛卯盗起汝颍……甲午,太祖自濠如定远,将南略滁阳,善长谒于道。上以其长者礼之,与语竟日皆合,上大悦,遂留幕下,俾掌书记,预谋议,赞军机,画馈饷,甚见亲信。


吴郡袁袠《皇明献实》载:“李善长,濠之定远人也。至正甲午高皇帝南略滁阳,善长伏剑谒军门,上以其长者礼之。”关于李善长来谒的确切时间,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中有一条考辨值得注意:“甲午七月,南略滁州,道遇定远人李善长来谒,留置幕下,俾掌书记。”钱氏所引《明太祖实录》这则史料,通行本《明太祖实录》不系于至正十四年,而是系于至正十三年。钱谦益曾充明史纂修副总裁,撰成《明史》251 卷,惜毁于绛云楼火厄。钱氏是否见及别本《明太祖实录》,不得而知。


通过以上考辨,我们可以断定朱元璋率二十四将南征、朱元璋染病返濠、收服张家堡驴牌寨、夜袭横涧山、道遇李善长、攻克滁州、郭子兴纵归滁州等一系列事件均是至正十四年之事,而非至正十三年。


顺便指出,明代史籍中主至正十四年意见叙事者大多皆属于官卑职轻者,由于无法获见兰台所藏历朝实录,只得取材于可以阅读到的《明太祖文集》,如陈建纂辑《皇明通纪》行将就梓之际,有人便告诫说: “我朝国史实录,皆缄之兰台石室,惟翰苑诸公仅仅见之,不传于天下也。百余年来,学士大夫无敢议及此者。子草莽幺麼,职非太史,冒尔欲为而欲传之,古有其伦耶。否涉不韪。”差不多同时成书的《鸿猷录》作者高岱亦云: “历代实录藏诸石渠、天禄者,秘不可得见。”实际上,从史料的原始性来说,《明太祖文集》确实要比《明太祖实录》更为真实可信,毕竟《明太祖实录》是晚出之作。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明清史籍关于明太祖朱元璋早期发家历史中的诸多史事置于至正十四年下叙述应当最接近历史的实际情况。兹将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大事稍作一完整排序: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午朔,泰州白驹场亭民张士诚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等率壮士李伯昇、潘原明、吕珍等十八人起事,陷泰州。


三月,元将贾鲁死。五月,元兵解围去。张士诚攻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


六月,以濠城困守五阅月,军士多死伤,太祖归乡里收残民七百余人,徐达、吴良、吴祯等归焉。子兴喜,署为镇抚。


是岁冬,彭早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称永义王。时彭、赵驭下无道,太祖恐祸将及己,乃以七百余人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恒、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等二十四南略定远。以中道遇疾,返濠城。


十四年,春正月,彭早住、赵均用挟郭子兴往盱眙、泗州。


夏六月,太祖复略定远,收服定远张家堡驴牌寨义兵三千,率而训之。七日后,率而往东,夜袭横涧山缪大亨营,降其众,得军二万余人。


秋七月,太祖攻取滁州。道遇定远人李善长来谒,与语,大悦,留掌书记。


滁大旱,太祖祷于西南栢子潭龙祠。


赵均用纵郭子兴率部归滁阳,子兴欲据滁称王,以太祖说之,未遂。


朱文正来归。李贞携子文忠来归。


十月,脱脱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分兵围六合。六合求救滁阳。太祖与耿再成守瓦梁垒,寻,元兵大至滁,太祖诱伏败之。复还所获其马匹,备牛酒说之,元兵引去。滁得完。


十二月,元削脱脱官爵,置于淮安。


衡之以上所列纪年,可以看出张廷玉《明史》在至正十三、十四年史事记载上,存在不少失于考证之处,明清时期不少史籍有关至正十三、十四这两年的史事记载方面也存在判断失误之处,似乎唯高岱《鸿猷录》最近之。由此一例,不难窥见元末明初史事之错综纷扰,这提示我们在运用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时务必细致分辨史料真伪。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